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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CR 2022苏州科学传播前会圆满落幕
发布时间:2022-07-18    点击:

2022年7月8日至10日, 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会(IAMCR)2022苏州科学传播前会通过“瞩目”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本次前会同时也作为第二届科学传播苏州国际论坛,由苏州大学科技传播团队组织召开。在2021年首届科学传播苏州论坛的基础上,本次活动进一步将苏州科学传播研究推向了国际化。除了苏大科技传播团队所在的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外,会议的组织者还包括西交利物浦大学、IAMCR环境科学风险传播专委会、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理论研究专委会等单位。会议聚焦“传播科学,共创美好疫后生活”这一主题,为学界了奉上一场思想大餐。

鉴于疫情防控原因,本次会议全程线上召开,来自康奈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机构的三百余名学者、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在全会和20个分会上汇报了120多项研究,探讨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科学传播领域的基本问题,包括在严重两极分化的抗疫进程和疫后社会中,我们如何设计科学传播解决方案,公众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参与科学,以及新冠大流行对社会的冲击为科学传播学者带来何种研究机遇。会上,嘉宾们以其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如何推进后疫情社会中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

开幕式上,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会(IAMCR)主席Nico Carpentier、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原院长陈昌凤、西交利物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唐贝贝、苏州市科协主席、苏州市科协党组书记程波、IAMCR ESRG(environment,science and risk communication group)副主席Pieter Maeseele分别发表致辞,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科学传播和科普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陈龙教授欢迎专家学者、创新机构、各界人士把苏州当作跨界交流合作的平台和家园,继续关注支持苏州科学传播事业。

开幕式致辞嘉宾,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依次为:Nico Carpentier主席、陈昌凤教授、唐贝贝院长、程波主席、Pieter Maeseele副主席、陈龙院长

随后,康奈尔大学Bruce Lewenstein教授做了题为《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OVID-19 pandemic》的开幕主题演讲,Lewenstein教授从科学素养和科学信息的作用出发,探讨拥有更高科学素养的人们,是否能够更好地应对新冠流行的影响。他认为人们的社会身份、个人心理模型和动机推理、社会结构性问题及信息本身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他们对科学信息的反应。此外,他认为必须超越将新冠疫情作为案例研究的思路,转向一些关于科学传播的更普遍的知识,利用我们对健康传播和风险沟通的了解,去探寻新冠流行与一般健康议题的差异所在。之后,在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贾鹤鹏教授主持的“COVID-19: How theory can meet practice and reality”圆桌论坛中,威斯康星大学Dominique Brossard教授、非洲医院协会副主席Margaret Kaseje博士、公众传播科学网络(PCST)主席Jennifer Metcalfe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立教授和安特卫普大学Pieter Maeseele教授共同探讨了目前的科学传播学术路径是否足够有效地指导我们设计、实施和评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传播活动;研究人员对实践的贡献是什么;以及在个人主义经常屈服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非西方环境中,理论又该如何指导实践。

 

圆桌论坛嘉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贾鹤鹏教授、Pieter Maeseele教授、Bruce Lewenstein教授、Dominique Brossard教授、刘立教授、Jennifer Metcalfe博士Margaret Kaseje博士

就以上问题与会嘉宾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独特看法,如Margaret Kaseje提到很多研究已探讨科学家和传播者之间的关系,但问题在于研究结果并没有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她认为研究人员和用户、政策制定者之间都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Jennifer Metcalfe认为只有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才能更好地合作发展,作为一名科学传播者,她认为两者获得真正合作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资金和缺乏对这种合作价值的认识,只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才有机会做出真正巨大的改变。

会议第二天的全会报告上,苏大传媒学院科技传播研究团队贾鹤鹏、王国燕等教授在小组报告中,集中汇报了其系列有关中国独特的文化、政治和组织特征如何造就了中国公民伟大抗疫精神的系列实证探索,其中共包括《我为国家戴口罩——抗疫精神的实证解读》等7项研究。报告最后,该团队总结道,与国际理论中的经典变量相比,本土因素在抗疫等集体行动场景中,可能发挥更重要的预测或解释作用。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孝道等非经典变量也可以成为国际主流理论的主要指标。随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tefania Vicari高级讲师探讨了数字媒体上的健康传播与公众参与,并围绕社交媒体对健康传播的影响提出六项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作为思考社会媒体如何影响公众对健康危机的理解的起点。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在演讲中介绍了元宇宙的发展,提出了更加宏大的命题。“人性是常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是缓慢变化的变量,而技术是急速发展的变量,疫情是新的变量。在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时,可以把这几个变量以及常量综合起来进行考量。” 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Ayelet Baram-Tsabari指出虽然一般认为科学素养对公众决策有着重要作用,但现有的实证证据表明基于文化和经验对于个人面对科学问题的决策也极为重要。她运用一项新冠期间针对以色列公众的调查,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知识与科学决定的相关性,同时也强调了动机推理在其中的压倒性力量。

在最后的小组讨论中,主持人贾鹤鹏教授、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主编Hans Peter Peters、Science Communication主编Susanna Priest、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副主编Marina Joubert、《科普研究》执行主编郑念、《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执行主编周荣庭以及《科学文化》主编刘萱共同探讨了了新冠肺炎给科技期刊带来的变化,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科学传播与健康传播研究之间的界限、影响因子的影响、以及非西方科学传播研究如何吸引编辑的注意力等问题。

 

小组讨论嘉宾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依次为:Hans Peter Peters主编、刘萱主编、Marina Joubert副主编、周荣庭主编、贾鹤鹏教授、郑念主编、Ayelet Baram-Tsabari教授、Stefania Vicari高级讲师

闭幕式上,清华大学教授金兼斌颁发了七篇最佳会议论文。随后,本次会议主席贾鹤鹏教授发表闭幕演讲《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COVID-19 & China’s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在结合本次IAMCR科学传播前会亮点研究的基础上,报告批判性地回顾了过去十年中国公众参与科学的发展和相关的学术研究,确认了中国通过官方努力或社交媒体对个人的赋能,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指出,科学传播的进步并未实现公众参与科学的理想,即让公众参与决策的建设性对话。然而,该报告引用了最近关于中国科学传播细节的研究,从科学家对其组织的依赖,到态度两极分化的后果,到公民科学传播者概念的引入,呼吁采用另一种研究议程,以扩大我们对中国科学传播独特过程的理解。

 

苏州大学贾鹤鹏教授发表题为《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COVID-19 & China’s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演讲

近年来,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在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贾鹤鹏、王国燕两位知名科学传播学者领衔、由一批毕业于海内外知名大学的青年学者组成的科技传播创新研究团队,团队成员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获得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多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或省部级项目,并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s Culture, Science Bulletin,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 Policy等世界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苏大的科技传播创新研究团队还协同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起成功申办了国际科技传播协会(PCST)2024年研讨会,并将在苏州举行这次盛会。这是该研讨会时隔将近20年后,首次重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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